上海太阳能:从制造商到集成商的华丽转身
发表于:2013-09-22
导读: 近年来,中国光伏行业可谓一路坎坷。2011年欧债危机大爆发后整个光伏市场需求萎靡,各大厂家库存严重滞销。2012年“双反”调查伴随着产能严重过剩而导致的光伏产业的危机,使得中国光伏企业面临前所未遇的生死考验,以致部分厂商减产停产,甚至倒闭。
近年来,中国光伏行业可谓一路坎坷。2011年欧债危机大爆发后整个光伏市场需求萎靡,各大厂家库存严重滞销。2012年“双反”调查伴随着产能严重过剩而导致的光伏产业的危机,使得中国光伏企业面临前所未遇的生死考验,以致部分厂商减产停产,甚至倒闭。
现阶段,整个光伏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的形成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然而,在经历了“光伏寒冬”残酷的洗礼后,一部分中国企业最终也能度过难关。加之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扶持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未来几年中国光伏市场或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2013年5月14日-16日,为期三天的SNEC第七届(2013)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暨(上海)展览会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如期举行。在此期间,记者特意采访了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以下简称“航天机电”)兼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能公司”)董事长吴昊先生,就太阳能公司有关企业发展、市场策略、新产品新技术、应对“双反”、未来发展规划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访。
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昊先生
从制造商到集成商的成功转型
记者:面对着目前光伏组件低迷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上海太阳能科技是如何应对并在该领域成功享有一席之地的呢?2012年贵公司转型为光伏电站系统集成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
吴昊:从严格意义来说,在2012以前太阳能公司也是一家制造类企业,当时也生产组件和电池片。但是鉴于在光伏产业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光伏制造环节的利润越来越薄,所以公司开始逐渐转向下游系统集成领域,可以说在系统集成方面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历史经验可循的。从2002年西藏的光明工程起,当时公司就有参与,并建设了四十多个当时小型电站。以此为起点,一路走来太阳能公司在国内先后成立了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电站。所以说,我们公司的转型不是从空白开始的,而是有良好基础的。
另一方面,从转型的战略意义上来说,太阳能公司是把自己定义为EPC的一个建设方,而航天光伏产业链是把整个光伏电站的版块其实全部是依托太阳能公司做的,包括大股东航天机电把路条的获取、建设、运行维护,全部是通过委托管理的形式由太阳能公司来做。这样来说,我们其实是承担了光伏电站从头到尾一条龙的服务,包括最后也参与了一些电站战略合作者的转让项目。公司是从一个纯粹的制造型企业转变成了一个工程管理和能源管理的企业,同时我们也把工程管理和能源管理以及光伏电站的建设和资本运作进行了结合。换句话说我们是两个轮子在走,即是所谓的双轮驱动,因为靠一个单独的轮子走是走不好的。去年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也得益于我们是两个轮子一起驱动。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航天机电它本身是一个上市公司,它有着很成熟的资本运作、手段、精力和能力,这可能是我们最得意的地方。
记者:请问公司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快速成长并取得了位列全球光伏EPC企业第15名的成绩?贵公司产品和服务具备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另外公司销售的重心在哪里?
吴昊:我们公司在转型了之后,投入了巨大的人、财、物在抢占国内的光伏电站市场,可以说去年还是大型地面电站为主,整个太阳能公司有60%的员工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各个我们想开发的区域争取项目、建设项目、运营项目,同时,太阳能公司作为(航天)光伏产业链中的一员,也得益于(航天)光伏这个品牌以及它的资源优势。如果说我们的产品服务,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追求成本最低,而是追求性价比最高,在一些关键环节上,比如质量、安全方面、性能方面,进行了严格把关。作为一个造电站的来说,我们希望造的是一个成本合理、性能安全、技术先进、电网友好的电站。这是我们的追求,所以,对系统集成商来说,我们对供应链的管理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确保和供应商形成一个战略合作关系。在去年整个产业环境不是很好的条件下,我们也严格按照合同供应商支付我们应该的货款。这是我们的诚信,甚至我们在采购的时候不一味的追求价格,而是追求它性能和价格的综合。
记者:今年3月,政府推出《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分布式光伏电站补贴标准》等光伏政策,旨在消耗更多的国内过剩产能,请问您如何看待未来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上海太阳能科技在这一领域是否着手布局?
吴昊:随着国家颁布的政策陆续出台,我们在这一领域业已开始布局。目前在可开拓的各个市场区域我们都进行了大规模调研,并把光照条件和当地的供应电价等因素进行内部的测算。应该说分布式接入是中国光伏或者说系统集成这一块将来的一个趋势。不过,我个人觉得它的瓶颈仍然是目前的政策还不太明朗。
第二,解决分布式接入还要解决中国的法律问题。以分布式接入为例,如果作为投资方造在别人的屋顶,当中很可能会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下面的企业是否能够延续那么多年;第二个问题是分布式接入电站下边的企业发生了变化,比如股权变化或者投资方变化,它能不能认可你当初作为电站的业主和它当时签署的那个合同管理。这两个问题可能将来都会经常碰到。所以,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的话,对分布式接入并不是简单的看屋顶和目前的消纳,还要看它下面企业的行业,甚至会研究整个行业是不是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当然,第二个问题是说,一旦公司股权发生变化,法律是不是能保障我原来签署的那份能源管理合同,这就需要中国法律大环境的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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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做好市场的开拓
记者: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电站EPC业务的公司,近几年在国内承担了各类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海外市场项目也屡见报端,不过国内的订单明显优于国外。那么,您认为发展国内和国外市场存在哪些异同点?开拓海外市场需要面临和克服哪些困难?
吴昊:国内和国外虽然项目性质好像差不多,但是他们面对的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国内国外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律环境和当地人文环境。从2012年开始,从太阳能工作角度考虑,我们对走出去相当谨慎,就是看到了国外的种种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原本我们认可的海外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可能其政府政策的延续性也在变化,所以我们对此也是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在走。从我个人来说,如果单个项目没有进行一个认真的法务基础调查,以及整体的人文环境基础调查的话,我不会去碰。因为海外项目一上就是几个亿,很可能做坏一个项目就会拖垮整个企业,所以从太阳能公司的角度,我们今年也提出了一个“稳健发展”,即宁愿脚踏实地的慢慢来做,促进可持续发展,也不做跨越式发展,因为跨越式是存在较大的风险。
记者:针对国内的光伏应用市场,除了政府目前推出的政策以外,您认为在政策上还需要有哪些补充?你认为中国的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特别是屋顶光伏系统开发未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格局?对于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上海太阳能有什么样的市场策略?
吴昊:对于大型光伏电站,政策上可以有几方面补充:第一就是刚才谈到的电价和新能源基金,给于一个资金到款节点,希望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撑。
第二是对大型光伏电站来说,我觉得国家可以出台一个政策针对土地的使用问题。因为在西部的话,你面临的空地、荒地、戈壁滩比较多。但在中部、东部发展大型电站的话会碰到很实在的问题是土地,所有我建议采用征租结合的方式,而不一定全部要采用征地的方式,因为通过企业投资的话,还要考虑企业的投资收益。
第三个就是大型企业要解决的电站发电的消纳问题。目前在大部分区域限光现象日趋严重,如何合理解决现有的问题,可能也是将来大型企业会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对分布式接入来说,我觉得要尽快地使政策明朗,例如补贴到底是三毛五,还是传闻中的四毛五,这对企业来说很关键。
第四就是刚提到的对于合同管理长期的法律保障;
第五,由于目前国内都有明确的节能减排要求,而现在光伏电站越来越多,所以我个人觉得过去提倡CDM,现在国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考虑采取绿电交易等,推进企业更愿意主动地进行建设,而不管是大型电站还是分布式接入的电站。
那么,从上海太阳能公司的策略来说,针对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我们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团队,是完全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在做。因为对于大型电站来说我们这一脚迈出去已经三年了,而分布式接入我们是今年才开始,所以我们在内部的机制、体制、人员的配备和技术方面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团队来进行的。
记者:发展光伏电站市场的难点在哪,瓶颈在哪里?
吴昊:就光伏电站而已,第一个就是政策的不连续性,或者说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大型电站。大家都知道脱硫电价财政补贴,但是补贴什么时候到位,目前还是滞后的。我就觉得在中国缺少一种标准,目前政府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很希望看到一个精确的标准,比如补贴几个月可以拿到。如果有这么一个标准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测算财务模型可以测算得很真实。
其二,目前在中国光伏电站中,还没能形成很可靠的、有效的金融工具。我们电站往往有很多企业把它当成一个固定投资在做,其实我觉得光伏电站它应该是一个金融工具,或者说它具备了这种潜质,遗憾的是国内目前还不够明朗罢了。
未来的发展规划与展望
记者:2012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为30GW,较2011年增长42.9%,德国、中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分别占据了全球安装大国前五位。此外印度、东欧市场发展也是极为迅猛。那么,上海太阳能科技如何看待新兴市场的崛起?在相应地区是否着手规划与布局?另外,公司未来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如何?
吴昊: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尤其是海外市场,我们还是立足于稳步发展。前期我们不追求过多的项目,而是不断地找准一个项目做成一个项目,进行良性循环。那么对于刚刚提到的印度和东欧等地区,我们目前也还在观察,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注意到对于东欧的一些光伏电站的投资方和政府之间存在一些官司和诉讼。根据这些诉讼的最后结果,太阳能公司再考虑是否进入这一区域。比如说我们也在积极了解一些相关案例,因为某些案例已经到了一审的环节,部分案例已经提交到二审了,所以我会关注二审最后的结果。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判断是否进入这个市场,这个国家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具有很严肃性和延续性。
对于太阳能公司来说,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我们希望是在“十二五”末进入中国光伏系统集成领域前三甲。按照我们内定的计划,我们会在“十二五”末累计建设1GW电站。同时,我们会把我们建设的电站通过我们的资本运作能力和所有的投资方、战略投资方以及战略的经营伙伴开展延续性合作。作为太阳能公司的的大股东航天机电也公告过,我们将继续按这条路逐步地向下推进。
近年来,中国光伏行业可谓一路坎坷。2011年欧债危机大爆发后整个光伏市场需求萎靡,各大厂家库存严重滞销。2012年“双反”调查伴随着产能严重过剩而导致的光伏产业的危机,使得中国光伏企业面临前所未遇的生死考验,以致部分厂商减产停产,甚至倒闭。
现阶段,整个光伏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的形成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然而,在经历了“光伏寒冬”残酷的洗礼后,一部分中国企业最终也能度过难关。加之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扶持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未来几年中国光伏市场或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2013年5月14日-16日,为期三天的SNEC第七届(2013)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暨(上海)展览会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如期举行。在此期间,记者特意采访了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以下简称“航天机电”)兼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能公司”)董事长吴昊先生,就太阳能公司有关企业发展、市场策略、新产品新技术、应对“双反”、未来发展规划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访。
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昊先生
从制造商到集成商的成功转型
记者:面对着目前光伏组件低迷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上海太阳能科技是如何应对并在该领域成功享有一席之地的呢?2012年贵公司转型为光伏电站系统集成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
吴昊:从严格意义来说,在2012以前太阳能公司也是一家制造类企业,当时也生产组件和电池片。但是鉴于在光伏产业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光伏制造环节的利润越来越薄,所以公司开始逐渐转向下游系统集成领域,可以说在系统集成方面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历史经验可循的。从2002年西藏的光明工程起,当时公司就有参与,并建设了四十多个当时小型电站。以此为起点,一路走来太阳能公司在国内先后成立了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电站。所以说,我们公司的转型不是从空白开始的,而是有良好基础的。
另一方面,从转型的战略意义上来说,太阳能公司是把自己定义为EPC的一个建设方,而航天光伏产业链是把整个光伏电站的版块其实全部是依托太阳能公司做的,包括大股东航天机电把路条的获取、建设、运行维护,全部是通过委托管理的形式由太阳能公司来做。这样来说,我们其实是承担了光伏电站从头到尾一条龙的服务,包括最后也参与了一些电站战略合作者的转让项目。公司是从一个纯粹的制造型企业转变成了一个工程管理和能源管理的企业,同时我们也把工程管理和能源管理以及光伏电站的建设和资本运作进行了结合。换句话说我们是两个轮子在走,即是所谓的双轮驱动,因为靠一个单独的轮子走是走不好的。去年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也得益于我们是两个轮子一起驱动。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航天机电它本身是一个上市公司,它有着很成熟的资本运作、手段、精力和能力,这可能是我们最得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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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我们公司在转型了之后,投入了巨大的人、财、物在抢占国内的光伏电站市场,可以说去年还是大型地面电站为主,整个太阳能公司有60%的员工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各个我们想开发的区域争取项目、建设项目、运营项目,同时,太阳能公司作为(航天)光伏产业链中的一员,也得益于(航天)光伏这个品牌以及它的资源优势。如果说我们的产品服务,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追求成本最低,而是追求性价比最高,在一些关键环节上,比如质量、安全方面、性能方面,进行了严格把关。作为一个造电站的来说,我们希望造的是一个成本合理、性能安全、技术先进、电网友好的电站。这是我们的追求,所以,对系统集成商来说,我们对供应链的管理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确保和供应商形成一个战略合作关系。在去年整个产业环境不是很好的条件下,我们也严格按照合同供应商支付我们应该的货款。这是我们的诚信,甚至我们在采购的时候不一味的追求价格,而是追求它性能和价格的综合。
记者:今年3月,政府推出《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分布式光伏电站补贴标准》等光伏政策,旨在消耗更多的国内过剩产能,请问您如何看待未来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上海太阳能科技在这一领域是否着手布局?
吴昊:随着国家颁布的政策陆续出台,我们在这一领域业已开始布局。目前在可开拓的各个市场区域我们都进行了大规模调研,并把光照条件和当地的供应电价等因素进行内部的测算。应该说分布式接入是中国光伏或者说系统集成这一块将来的一个趋势。不过,我个人觉得它的瓶颈仍然是目前的政策还不太明朗。
第二,解决分布式接入还要解决中国的法律问题。以分布式接入为例,如果作为投资方造在别人的屋顶,当中很可能会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下面的企业是否能够延续那么多年;第二个问题是分布式接入电站下边的企业发生了变化,比如股权变化或者投资方变化,它能不能认可你当初作为电站的业主和它当时签署的那个合同管理。这两个问题可能将来都会经常碰到。所以,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的话,对分布式接入并不是简单的看屋顶和目前的消纳,还要看它下面企业的行业,甚至会研究整个行业是不是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当然,第二个问题是说,一旦公司股权发生变化,法律是不是能保障我原来签署的那份能源管理合同,这就需要中国法律大环境的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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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电站EPC业务的公司,近几年在国内承担了各类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海外市场项目也屡见报端,不过国内的订单明显优于国外。那么,您认为发展国内和国外市场存在哪些异同点?开拓海外市场需要面临和克服哪些困难?
吴昊:国内和国外虽然项目性质好像差不多,但是他们面对的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国内国外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律环境和当地人文环境。从2012年开始,从太阳能工作角度考虑,我们对走出去相当谨慎,就是看到了国外的种种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原本我们认可的海外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可能其政府政策的延续性也在变化,所以我们对此也是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在走。从我个人来说,如果单个项目没有进行一个认真的法务基础调查,以及整体的人文环境基础调查的话,我不会去碰。因为海外项目一上就是几个亿,很可能做坏一个项目就会拖垮整个企业,所以从太阳能公司的角度,我们今年也提出了一个“稳健发展”,即宁愿脚踏实地的慢慢来做,促进可持续发展,也不做跨越式发展,因为跨越式是存在较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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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对于大型光伏电站,政策上可以有几方面补充:第一就是刚才谈到的电价和新能源基金,给于一个资金到款节点,希望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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