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出通知，全国部分地区全面启动针对风电和光伏发电的电网消纳情况及电费结算情况的市场监管，加大力度解决当前日益突出的风电“弃风”、光伏“弃光”问题。据你了解，目前，“弃光”、“弃风”的情况是否有所缓解？

曹仁贤：“弃光”、“弃风”的本质问题是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电网规划及财政支持资金之间的不协调发展问题。这是由于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展太快，超出了预期，后两者未能及时跟上导致的。从目前来看，“弃光”、“弃风”问题在政策的推动下有所缓解，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还需解决上述三者的协同发展。

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期，由于不够成熟等自身缺陷致使各方处于观望状态，这就造成了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网规划滞后，财政补贴不足。但在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良好的情况下，需要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网规划和财政支持及时跟上。比如，建议可尽快出台西电东送等大的电网网架建设规划等。

记者：继电价政策后，主管部门也在推一系列的分布式发电扶持政策，你认为这些政策的支持方向是否正确，支持力度是否到位？

曹仁贤：近来国家层面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为什么市场还做不起来？市场繁荣有几个条件：一是要有利润，二是要能提供便利性。目前，在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的补贴政策下，利润似乎有一定保证，但电网接入仍不够便利和快捷。电网企业的接入条件虽然改进了许多，但便捷性等仍然需要提高，某种程度上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生了一定限制。比如说应该允许一个业主的多点接入、就近低压接入。目前一个项目只能给一个计量点，对于一个工厂的多个屋顶来说，几乎无法布置电缆。由此看来，有关政策的细节及执行亟需改进。

还有就是观念的转变问题。我们现行的标杆电价是按火电价格为基准的，为什么不能按风电、水电的价格为标准呢？引导可再生能源发展应建立新的电力价格指数并以此为准，而不是单纯以火电价格为准。

目前，出台的这些支持政策可以说是及时雨，只能解一时之急，但都是末端政策，必须适时进行根源性变革，才能更好推动分布式发电的大发展。

记者：目前，对于发展分布式光伏等分布式能源呼声很高，如何判其前景？

曹仁贤：发展可再生能源一定要因地制宜，我个人认为首先要解决西部大量的可再生能源送出问题，这是解决“量”的问题。其次才是解决分布式能源发展的问题，这是解决“质”的问题。对此，照搬欧洲模式并不适合国内情况。欧洲没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阳光条件来建设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站，迫不得已从分布式做起。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更适宜优先发展西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

西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远低于东部可再生能源成本。西部能源便宜，但电力需求市场疲软，必须解决电力送出的问题，而东部则要解决土地和屋面资源的问题。

短期来说，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其发展仍面临着各种掣肘因素。从根本上说，这涉及电力市场体制改革的问题。如果市场及利益分配机制不能及时优化调整，能源交易不能完全放开，分布式发电很难大规模做起来。从顶层设计来说，也迫切需要修改《电力法》等法律法规。在当前的体制下需要更大的改革胆识和勇气。

记者：对于促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您还有哪些政策建议？

曹仁贤：首先，应加快储能政策出台。可再生能源接入比例越来越高，必须加强调峰的能力。目前，最大的储能是抽水蓄能电站，这些项目大多数属于电网公司，许多资产处于大量闲置状态。国家应尽快出台政策，对储能进行示范。

目前来看，储能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主要是经济性的问题，这需要通过扩大规模拉低成本。可再生能源要大力发展，必须尽快解决储能的问题。

其次，要尽快建立国内统一标准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中国碳指数。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把“碳排放”改为“碳污染”，这是一个趋势。

记者：随着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必将拉动对逆变器等配套设备的需求。但目前而言，如何看待逆变器等光伏制造设备处于市场过剩状况？

曹仁贤：产能过剩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社会上有大量的富余资本，二是由于地方政府纵容了产能过剩。比如，在很多地区，要想拿到项目，就必须在当地配套建设设备工厂，致使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遍地开花。产能过剩的深层原因则是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克隆、山寨工厂遍地丛生。

产能过剩需要靠市场自发来调节。对于没有造成环境压力、没有污染的过剩产能，政府主管部门没必要出手干预，干预也起不了作用。我认为，有关部门制定光伏制造业的准入门槛当然会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但要达到预期的效果确实很难。